台湾的故事　李安、龙应台的对话 2009/10/10 (TVBS)

这一路走来的我，从导演李安与作家龙应台的对话中，剖析李安的作品、内心世界与影响他最深的心路历程。

龙应台：「我们今天从头说起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，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深谈过，所以我们2个还在在你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在餐厅裡头做功课，就是今天晚上我们2个人到底怎麽办才好，这样子好了，李安，我们就从头说起，就说你的成长的背景好了，你就从这裡讲起吧。」

李安：「说来话长，这怎麽讲？屏东我是没有什麽印象，我的成长，对我来讲是从花莲开始，从我有记忆都是在花莲，那是一个很单纯、泥土性很强，然后在我的生活环境裡面，是相当外省人这样的一个环境。我父亲是在那个时候是花莲师范的校长，我读花莲师范附小，然后我父亲又帮那时候的蒋经国办了一个就是退休医官辅导会，办了一个教育中心给退伍的军人，他们不晓得该怎麽办，就是让他们再教育，能够去做小学老师的一个机构，后来变成国军教育中心，搬到板桥了。前六期是我父亲主办的，他是一个创办人，所以我们就住在那个环境裡，军公教这样的环境，受的教育是美式实验性的教育，在那个时候台湾是相当的先进的，就是以讨论发言，培育你独立思考能力跟交流能力，这样为主的一个教育方式，我们应该是8个人吧，分一个小组，什麽事情来老师讲一讲，我们就开始讨论，全班一共有6个小组，就是用小组的方式教育。然后我10岁以后就到台南了，这个变化就非常的大，我上了公园国小，一个6、7千人的小学，基本上同学都是讲台湾话，老师校长都讲台湾话，有时候听不懂就很害怕，而且它不是美式教育，是日本式的教育，在那个时候台湾的小学不只是升学，小学也要升学，所以我产生一个很大的不适应、很大的恐惧感。尤其是数学，非常的害怕，因为老是粗心，错啊，有时候会被打，所以我数学非常的害怕。」

龙应台：「李安，拉回来一点，你刚刚讲到数学，我看到你的时报出版传记，那一段的时候我特别兴奋，因为我发现李安他考大学联考的时候，第一次考试把数学是 0.67分，第二次大概有几分？十几分吧。」
李安：「我考11分，我的数学。」

龙应台：「所以我看到你考0.67分，特别开心，那你怎麽考上成大的？」
李安：「我英文要考92分才行，回到花莲，读书对我来讲，我很有兴趣读书的，可是考试对我来讲，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我就是考不好。」

龙应台：「你不只数学考不好，其他也考不好？」
李安：「对，我也唸书，跟其他人一样唸书，当然心不一定在书本上面，就是在那个教育环境上面，我就一直在念书，可是脑筋老是在想电影啊，想一些胡思乱想的事情，不太专心，可是我人很乖，像我太太就是会考试，她不唸书也能够考得很好，就是我觉得很没有天理这样，那她就考了北一女、考台大啊，然后我在伊利诺碰到她的时候，她就唸博士啊，都是很…不是像我去唸戏剧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面，反正我就是不太适应吧。可是那个环境也给我很好的纪律，给我很好的一个就是道德标准、社会的意识，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，包括我现在看事情的方式，跟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，就是在花莲、在台南的那些经验，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养分，虽然教育制度我不太适应，现在我想是自由多了，那个时候受的压力很大，老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行，可是我还是很乖，也没有什麽反叛期。」

龙应台：「李安你先不要跑那麽远，你先回到花莲来，花莲是你几乎是最快乐的、最纯真的那段时候，而且你说你们一班上大概有40个孩子，他们40个孩子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像你这样的外省小孩，在花莲？」
李安：「我说不上来，反正大家的国语都挺标准的，学校裡面就不鼓励讲台湾话，那你在那个时候当你…然后演讲比赛啊，就是各种方式，我们的国语都相当的好。」

龙应台：「那你知不知道你是所谓的外省小孩呢？」
李安：「因为大家都是外省孩子，你怎麽知道你是外省小孩，知道吧知道吧，反正外省人就是有外省人有本省人，还有就是说中华民国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没有什麽多想过的。」

龙应台：「台南好像在你那个情感的地图裡头，它跟花莲是很不一样，甚至于你到后来变成很有名的导演之后，回台南还有一种压力的感觉，你讲一下那个怎麽来的好不好？」
李安：「跟爸爸也有关系，我想主要跟升学有关系，有2个部份，一个就是我刚刚讲，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，可是还是很乖的唸书，当我开始到初中，慢慢就习惯了，就是那种生态环境、教育方式，我也习惯了，他也很公平，他也有一种爱在裡面，也有一种教育、一种纪律在裡面，我当初不是因为它比较日本式的，那当我适应了以后就慢慢上轨道了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，很少人的爸爸就是你的校长这样，就这个东西对我的压力很大，我就变的其实比一般的同学，就是台南的也好，台湾的同学也好，就是我比他们还要保守、还要收敛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整个高中3年我都是很害羞的样子，就不敢讲话，我也不晓得为什麽，我是台南一中嘛，很好的学校你们晓得，我爸爸就是校长，然后就是那麽回事，我在学校就是躲他，看到他那边过来我就绕道跑，不知道要叫爸爸还是叫校长，还是要敬礼，都不晓得该怎麽办。那同学，我是校长的小孩，对我大概都礼让三分吧，那就是比较客气一点，老师都会比较客气一点，还有一个我功课也不是特别好，可是台南一中就是南台湾最好的学校，大概从台南以南，对不起高雄中学，其实台南一中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们有高雄、屏东的同学上来考，考台南一中，就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，那就是中南部最好的老师就给我补习这样。就他给我补习的话，他就是中南部的名师，就是这种补习老师很多，教教教…，我自己就觉得很抬不起头来，我也不晓得为什麽，我是长子，就是在中国传统士大夫这种家庭也好，或是台湾日式的那种家庭也好，反正读书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，读书好就是好。」

龙应台：「李安，你到了台南变成公园国小的小学生，对不对？你讲一讲你第一次挨打的那个经验吧。」
李安：「作为一个文化撞击，文化衝击的好像不太好讲，我老师不晓得有没有在这边，现在突然很想去看那位小学老师，我们那时候记得是一个数学课，第一次挨打，大概是去上课的第2天吧，我们的班的旁边有一个放扫帚什麽，就是那个走廊，我想是考数学哪一题没有做对，就到外面排队跪一排，然后老师就打耳光，啪啪啪这样打过去，就是看你错几题啦，就这麽过去。那我第一次被打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世界末日一样，回去一直哭一直哭，没有受过那种，虽然每个同学都是这样大家好像都很习惯了，其实慢慢我也习惯了，就打就打吧，没有什麽，我们打完还要谢谢老师，习惯就好了，没有什麽大不了的，也很正常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，罚跪、挨打啊，就是教育的一部份。」

龙应台：「你现在回头去看做为校长的爸爸，然后你刚好是那裡的学生，我觉得是蛮倒楣的，你知道吗，高中时候这样的遭遇。」
李安：「对啦，尤其是在台湾不会，台湾校长的爸爸你觉得很光荣，应该是很有你爸爸那麽大，好像是应该很光荣的事情，比如说我在美国，我一讲说我父亲就是我高中校长，大家就喔…就笑一笑，难怪会拍这些电影这样，一切都可以解释这样，有这麽糟糕，这解释了一切。」

龙应台：「可是你说你爸爸给你的，因为你是长子，在传统的观念裡头，父亲对你的那个期待跟给你的压力，是跟给你弟弟李岗很不一样？李岗还说你太太说很没天理，我觉得李岗才该说没天理呢，他比你小3岁，我知道李岗在今天有没有来啊？李岗才该说没天理呢，然后你从小生出来就可爱的，所有的人都想抱你，所有的人都想宠爱你，他的压力才大，才没天理呢！那我想要说的是，爸爸对于老大有那麽一种高的期待，而因此给你很多的，你要说束缚或者压力什麽都好啦，而且老实说在看你的电影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影裡头，那个父子之间的张力，包括最新的胡士托风波，父子之间的，你要不要谈谈这个？爸爸、长子啊。」
李安：「对，父亲跟长子，传统中国文化裡头的，至少在我可以看李岗应该是没有什麽压力，他躲过了，那就是你的压力了，爸爸希望你变成什麽样的人，譬如说我爸爸是老师，我想现在不晓得年轻人对这个东西熟不熟，就是说在中国的系统，就是那个宗族的系统裡面，长子是一整个家族的一个头，什麽事情到他那边为止，他不见得是靠法律，不见得是靠很多东西，就是家裡的规矩，还有整个的事业、整个的系统、行为表现、争执争纷这些东西，都是靠长子这个大家的家长来做决定。他是非常一个，像我父亲那种长子，他是没有童年的，5岁起就是要有一个大人的样子，他是没有童年的，所以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长子，他的父亲也是长子，就是我的祖父，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强烈，宗族就是姓氏这种家族观念；那女人就是无事成事，连名字都没有，那小孩就是老二、老三这种，就是没有老大这麽一个这样的分量。 就是你本身要有一个分量，你的行为举止，你的Sense of Justice，就是你对什麽东西是公平不公平，这个东西的意识要很强，头脑要清晰，你要负责对整个家族负责，就这个东西就到我身上，尤其是他家都没有了，那时候到了台湾以后，觉得说老家完全没有了，要重新再起炉灶，传承李家的香氤，那他有了我，老大，又是一个男孩子，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这样，就嘴巴裂成这样，笑到一直早上就这样没有动，坐一个晚上。我大概10点多出生的，他就这样坐一直坐到早上6点，然后跑到菜市场去买隻鸭子做给我妈妈吃，他从来没有做过菜，就那麽高兴，所以他很多的注意都在我的身上，在他过世的时候，我把我老大叫过来，我说你现在这个大家长没有我就是了，你看我做什麽，我就让老大看我的表现，我妈妈那个时候觉得好像，六神无主了，以前我们觉得爸爸好像压迫妈妈什麽这样子，老是劝她跟我爸爸抗争，你跑出来住我们家或是什麽，如果她受气，可是她没有我爸爸就不行，那个时候就我爸爸刚走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六神无主，那我就是稍微凶一点，我觉得她好像就好了，现在说对妈妈是不是。那我就发觉说李岗家也在那边，我太太我小孩就是家族就一排站开，那我要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怎麽办怎麽办，那台南一中很多老师、工作同仁、校长、台南市政府，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，帮我们办了个追悼式，这些东西那我都要作主，那其实我平常除了拍片，家事什麽事情都不管，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要站出来，什麽东西该怎麽办，我就发觉我好像我爸爸一样，我就突然之间觉得好像他走了以后，那个精神就到了我的身上。那我就跟我的老大讲说，虽然李岗他老大比他还大，可是你现在是长子，虽然你将来不管你怎麽样，你可能也不信这套。」

龙应台：「你也跟他说这样的话，说你是长子啊？」
李安：「对，我说你看著，中国的传承是这个样子，我说你见识一下。他就看…我说我走的时候，全部李家就是男的女的，你就要站出来，我给他一点压力，因为他那个人那个样子，我看了就像我爸爸看我一样，我常常讲他，我跟他看我爸爸，我就跟我爸爸抱怨说，那小孩那个样子没出息，我就抱怨就讲这些话。我爸就说，你年轻的时候也不怎麽样，那我就没有话讲，现在我机会来了，我就说你看这几年来中国家庭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他就立正站好在那边看，那后来我父亲火化的时候，我父亲做事非常准时，就是很标准很一板一眼的，那人家说时辰最好是12点，那我就12点整算秒针这样，我平常不会这样，那我就跟我爸爸一样。然后就李岗站在旁边，然后我老大叫过来，3个人一起这样点火化这样，然后我希望他记住将来他吊儿啷噹的，到了有一天我希望他也有一个家长的样子出来，可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一代的男孩子，尤其是长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，那现在这个东西渐渐流失了，我们规矩、就是生活的形式、意识形态，各方面都在鬆散了，那我觉得让我老大去看一点这样的东西，也挺好的。」

龙应台：「我怎麽会讲到这裡来，没有没有李安回头，就是说这个中间，其实有很多层次，也有矛盾在内，因为当你从父亲所代表的那个文化，在那样的文化裡头，长大的时候，你当然有很压抑的时候，然后也有要去反抗的时候，其实你很深爱他，从你的作品裡头会感受到，你对父亲的深爱跟怀念，但是又有反抗的情绪，然后现在你转而来对你的长子，去把爸爸所给你的某些价值的东西，又转而来要求他，我觉得这中间很有意思。我现在想到，就记得说你自己讲的这个部份，我唸的这是时报所出版的『十年一觉电影梦』，那本书裡头讲的就说李安在读大学的时候，那他马上就变成男主角，就是演戏、演舞台剧的男主角，而且第一部戏你就是演一个忧鬱的诗人，对不对男的诗人？带著那个看起来很迷惘的眼睛，大眼睛，去演诗人，那不管怎麽样，因为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，他就常常是暑假的时候环岛去巡迴公演，而且还要到工厂军中去演出，那麽在李爸爸的眼中看出去，他的儿子不知道在干什麽，就好像那军中康乐队一样，去表演去跳舞给人家看，实在是不太有出息的样子。所以李安就回忆到就像他好像在跑江湖一样，做大学生的时候，那他一到，然后他要到台南的时候，一到嘉义，他就开始紧张了，因为嘉义已经越来越接近台南了，已经越来越接近爸爸所在的地方，因为快回台南了，我心裡也老犯滴咕的气自己，在外面本来高高兴兴的，为什麽一接近家就备感压力，踏进家门，老爸一看我因为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，就在饭桌上开训『什麽鬼样子』，我当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，走回房裡，把自己锁在门内，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的举动，这个让我想到胡士托风波裡头的一幕，他跟他妈妈。」
李安：「对，他跟他妈妈的反抗，中国人是爸爸强势，那犹太人是妈妈强势。」

龙应台：「我就想要切到另外一个点，就是说你自己，李安这个很慢成熟的人，你是个慢熟的人，人家说晚熟，你是晚熟的意思只不过说在比较晚一点的阶段成熟了，你不是晚熟，你是慢慢成熟，而且还不见得还没完全熟是不是，慢熟的人，讲到说李安这个人在那麽保守的、稳定环境裡头成长的李安，他当然有几个阶段是那种文化的震撼跟衝撞的关键。是你上了艺专以后，那你自己提到的是，2个像闪电一样的那种，打开了脑子裡的天窗，一个是到了艺专之后，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电影，然后发现西方的艺术对于性这个东西的态度，你提到说像，那个不是艺专，是到了美国以后，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生的，譬如说『毕业生』(The Graduate)，像毕业生那个电影对你的衝撞，那个是艺专的，你要不要谈谈那个毕业生对你的衝撞？」
李安：「我记得我刚进艺专的时候，有2个电影对我的衝撞，一个是毕业生，我第一次发觉说这个电影除了娱乐以外，讲的故事以外，好像因为他的行为没有那个准则的样子，跟我刚刚离家到艺专的样子，每天在街上晃盪很像，它是6O年代的东西，就是说人是不是可以不照著社会的这个，人家给你安排好的社会规则来游戏，就这个东西对我非常地吸引，当然那个电影拍得非常地好。我到了美国以后又有新的体会，再看还是很好，当它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讽刺剧，是一个很好的喜剧，那个时候我还看不出来，我只是说对我来讲，电影可以做除了娱乐以外的东西，很有道理，我就一直在想。另外一个就是，我看了伯格曼(Bergman)的电影叫处女之泉，是我第一次看的艺术片，就有意识的看艺术片，也看不太懂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衝击对我很大，我觉得一个人怎麽可以用这麽美的方式，去问上帝在哪裡这种问题，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衝击，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的纯真丧失，第一次的纯真丧失，我脑子开始活跃起来。讲到这边想到我在拍色戒以前，居然有机会见到伯格曼，就是我拍色戒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其实很不想拍，因为那些东西很难准备，我都几乎想放弃了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被邀请到伯格曼住的那个岛，它有一个电影展，那个伯格曼的电影展，他们请了冰风暴去那边看。所以我就到了那边，当然也获得他的接见，我可能是最后一个电影製作人，他看到的人，他已经很多年不跟外面接触了，我到他家裡面，我看到他，我就抱著他很感动这样，那2天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朝圣，好像是朝圣的感觉一样，天气是就是PERFECT，就是一个完美的天气，气温、晴朗度，海边就是他拍片的那些景，都在那个地方，我觉得好像进入一个禅的境界一样，好像到了一个心境的一个图画裡面，很奇怪很奇怪的感觉。然后我见到那个本尊，简短的交谈，我就记得说他抱了我一下，那个抱的感觉，其实是非常母性的，我一直觉得伯格曼是一个很父性的，因为他也是讲父子关系很厉害的，受他父亲那个传教士的影响很深，他一直在挣脱那个桎梏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在35年前把我的纯真拿走了，然后给我是一个最阳刚的，虽然这艺术的东西，可是这很阳刚的衝击力，让我去追寻，那35年后，他一个很母亲的那种身体很软很软，抱一下，我觉得Life is OK，人生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又走了一个大圈，我突然想到他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所以对我个人来讲，好像我又有了力气，去把这个片子拍完，去继续拍下去，好像给我充了好大的电，那种感觉就这2部片子，在我在刚刚进艺专的时候，是算是2 个启蒙的电影吧，当然后面我看了很多的电影，这2部也不是说我最喜欢的电影，还有更好的东西一直在影响我。」

龙应台：「你能不能够说在色戒那部片子裡头，那个整个过程裡头，是对于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个问题，父亲以及父亲所代表的自我内心秩序，或者道德价值的秩序以及政治的文化的秩序，是不是在色戒的那个过程裡头，他层次被处理的最丰富？」
李安：「能不能这样说，色戒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做的东西裡面，大概层次比较丰富的，我倒不是说我的看法有怎麽样，我觉得说它其实是颠覆性最强的，就是最翻脸的一部吧，所以我倒不觉得说它这是观察上面，就是我刚才讲的上面，有很多的关系。 事实上我觉得我的反叛期，好像到45岁、50岁以后，好像才开始我10几岁，好像从来没有那种反叛的思想，还是停在色戒刚刚讲的跟父亲的关系，所带出来那整个秩序的问题。」


龙应台：「你刚刚是在强调说，其实我们不管怎麽反叛，其实有一个很稳定的那个东西，一直都是被需要的、很基本的东西，可是你知道那本身是矛盾的。」
李安：「是矛盾的，对，可是色戒裡头的矛盾是非常强烈的。」

龙应台：「你知道色戒裡头我觉得最离经叛道的部分，李安最离经叛道，在色戒裡头的那个矛盾在裡头充分的流露，譬如说你父亲所代表的后面那个文化，我觉得色戒是李安的台北人，就是白先勇的台北人，色戒是李安的台北人，就是『旧时王谢堂前燕』后来的捕捉跟保留，可不可以这样子说。」
李安：「可以，其实我想如果要扯上父权关系的话，我可能是用张爱玲的恋父情结，做一个对那样父亲的依恋，还有反叛的一个衝突，倒不是说父子关系，它变成一种情人关系，在那个裡面其实父亲是代表国民党，就爱国主义，这是非常阳刚东西，非常阳刚性的抗敌，你先要跟著去牺牲，大丈夫效命沙场，小女子就捨身报国，大概这麽回事情。 可是它这裡面有一个，我觉得张爱玲有一个被虐的情结，就在性上面，有一种被虐待狂，这是我个人对不起张爱玲，然后她对父亲有一种欠缺，然后有一种依恋的感觉，所以她看到易先生，其实父权在裡面有2个角色，一个是易先生，他是大坏蛋，就是父权的比较阴暗的一面，可是又是比较性感的一面；还有就是裡面的老吴，他对她的教训，就是国民党裡面的领导，也是一个父权的概念，就是这裡面要讲父权的话，就是他们把爱国主义放在嘴巴上面，要大家去牺牲、要奉献、对抗日本，这都是很阳刚的东西。 那张爱玲我觉得挺可贵、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她用一个女人，这麽不应该的这种性感的一种幻想，去把那个父权的结构把它解构掉了，好像一个5千年的一个历史跟地理政治上架构，好像被她抽掉一个音符，好像都垮下来一样，还有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道，这个东西是非常奇怪，非常引起我注意的。 所以其实我拍那个电影，心裡是非常不安的，因为那种父权的东西，如果我用父子的关系去拍，你这个都还是常态，如果用女性的性心理学，去解剖它的话，这是很非常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，可是我觉得有好东西在裡面，很值得探索，你们刚刚讲的父子关系是相当不一样，如果勉强说父权的话，应该就是党国的这种爱国主义，还有战争。基本上男人打起来的战争，你看他们女人在麻将桌上讲的那些东西，跟我们一般就是教科书讲得战争，是很不一样的，刚刚讲到色戒，我再补一个，我不晓得为什麽因为讲到他那个性心理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也不是女人，为什麽我会拍这个东西，我也搞不清楚女人性心理什麽，可是那个电影就有这个效果，我不晓得为什麽。我们在台湾演的时候，刚开始演的时候，那个电影公司他们都会去听听大家口评怎麽样，那通常你去听那个观众出来的反应，最好就是到厕所裡面，就是他们看完以后到厕所裡面去听这样，但他们到男生厕所，每个男的就排在那边小便，脸都像如丧考妣样，都是这样子，都没有表情这样鸦雀无声，好像进了那个殡仪馆一样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 然后被派到女生厕所去听，哇像一堆麻雀一样，都在讲话很吵这样，有这麽一个现象，我也不晓得为什麽。」

龙应台：「你是在拍哪一个片子的时候，你说你有一种被附身的感觉，是哪一部片子？」
李安：「就是色戒，也不是神鬼被附身，我想这是种…，不是发疯的那种，不是乩童的那种的附身，我又没有看到张爱玲，有时候会有点怕，因为我觉得汤唯，因为色戒其实不是演王佳芝，有时候在演我，有时候在演张爱玲，我觉得是张爱玲的一个自传，我真的有这种感觉，那我就看到汤唯，就觉得好像她是张爱玲附身一样，她也有那个样子，这个都不讲，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想像力，一个艺术创作上面的一种心境吧。我并没有那种灵媒的那种起肖的那种感觉，没有，可是我觉得附身，就是她来找我的这个感觉，我满强烈的，不是我去找她，我说我要拍张爱玲，我觉得好像张爱玲找我，为什麽我这麽倒楣要被她找到，就是有这种感觉。」

龙应台：「李安在我开放给大家提问，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于你这个慢熟的人，然后在人生这个阶段喔，你觉得你还在找什麽东西吗？」
李安：「我想我还在找人生的意义，不过我也知道这个没有答案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我只是用一个故事一个电影，去给它做一个诠释，去做一段意义出来，然后我把这种心得传达给大家，其实就是那麽回事，我下个片子可能也是讲这样的主题，而我现在思路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我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，找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，然后分享给大家 。 这个东西讲玄了就是智慧，因为你没有一个结构，没有一个起承转合，事情是没有意义的，它是散掉的，那是人生，我们做电影就是说我给它一个结构，我给它一个框架，然后大家在这裡面，我们可以分享一种智慧，我们感觉到有一种意义，也可以说那是一种幻觉，也是一种真相。那我觉得我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不是在在找到一个答案以后，我就放心了，我是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生活，这是我对生命的一个看法，一个做电影的看法，也是我对我跟观众一个关系的一种看法。」

龙应台：「你好像是在说，每一部电影是你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裡头，暂时的工作报告跟呈现给观众？」
李安：「也可以说我在製造人生有意义的一个假象吧，用各种不同的素材，可是这个假象对我们的存活，对我们活下去的勇气，还有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一个拥抱在一起，其实很重要的。我说假象不是开玩笑，是一个对它有很大认可的崇敬心理，讲这种假象，就像王佳芝演戏一样，你说什麽是真什麽是假？她是好女孩还是坏女孩？你说不清楚的，可是这种假象对我来讲，因为我是做电影的，所以我对她有一种崇敬的心理吧，她有一种绝对值，有一种意义，那这个意义我是很希望跟大家分享的。那我也看到别的好作品，或者某一个人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把他的事情当作一个故事，讲给我听的时候，他都是把他对人生的意义，他的智慧传达给我，那这样我可以感觉到大家的互信互爱，这个东西是让我活下去，很大的一个勇气的支援。」

龙应台：「李安，不管伟大怎麽定义，你觉得在你心目中一个伟大的导演，可以没有思想吗？」
：「不行，思想、感情、技术、运气，缺一不可，不过我觉得好像拥有前面3项的时候，那个运气自然会到你身上，或者你有那个东西，是一种运气，我觉得可能比这些都还要重要的就是你的个性，我不觉得才气是最重要的，虽然很重要。我也不觉得技术、思想是最重要的，他都是成就你的一部分，可是我觉得你的个性好像是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你锲而不舍一定要做到，一定要追究到一个什麽东西，那种决心、兴緻、热情，不但是成就你的一个因素，也是为了吸引大家来帮助你、吸引大家来看你的很大原因。」

这一路走来的我，从导演李安与作家龙应台的对话中，剖析李安的作品、内心世界与影响他最深的心路历程。精采内容，◎大陆拍建国大业　台湾李安拍大江大海？

龙应台：「李安，我想我们让你直接地面对台北跟台湾的影迷，这边有一个书面的，然后才问到下一个，这个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了六十週年国庆，他们推出了电影『建国大业』，2年后，轮到中华民国1百週年的国庆，如果请台上2位主讲人合作，譬如说李安拍大江大海，会创造出什麽样的电影？可以在中华民国1 百年来放？」
李安：「这个问题不是你自己写的吧？」

龙应台：「不是，我发誓，我发誓不是我自己写的，也许我们这个结束了之后再去谈。这边还有一个，你会将大江大河拍成电影吗？」
李安：「大江大海啦！谁先讲？谁先讲？」
龙应台：「我不讲，你讲啊！」
李安：「我前几天在香港，有一位记者，好像是媒体问我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他说你的电影明天上演，10月1日上演，跟『建国大业』打对台，你有什麽感想？我说我这个胡士托，也是建国大业啊，我说我是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大业，而且『建国大业』，说实在，我真的没有什麽感觉。」

龙应台：「或是你也没有看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了吗？『建国大业』那个电影？」

李安：「还没有看，还没有看。」
龙应台：「我也没有看。」
李安：「我这麽简单的讲好了，我今天吃饭跟你讲，我不晓得这个话应不应该讲，我有时候心裡面在想说，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，没有国家有多好，可能是一个，也不是说要没有秩序啊，没有组织、没有结构，没有公益事情，没有公共事情这种事情，我本身对这种事情，是有一些爱恨情节在裡面吧！我觉得其实你做得就是很好，因为不管是党还是国，他写的东西，我都是会有一些存疑，我觉得他都是比较偏，尤其是主流的一个媒体，反而是你这种民间写的东西，把一些事实的真相呈现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，该怎麽样，或者我们得到一个资讯，其他就是行礼如仪啦，就是行礼如仪嘛，就有这麽一回事就好了，我就老实跟大家讲，我也不讲虚话。」

龙应台：「我在香港的时候，被问过的问题，我也是被问到，大江大海对『建国大业』的问题，后来有一个人问的是说，两岸其实是国民党写一半历史，共产党写另外一半历史，所以有一个人问说，真正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，是不是要把国民党的一半，跟共产党的一半合起来，才算是完整的历史？我当时的回答是说，那也不过是一半假的历史，跟另外一半假的历史合起来而已。

因为那是国跟国在写，或者是党跟党在写，到最后可能还是个别的民间的，还是从个人出发的可能，合起来才是比较接近，所谓的真实吧！」

李安：「民间的没有秩序的、没有组织的东西，我觉得是很重要，它不只是补充的材料，而且可能是真相的来源，所以两个党各一半，我也不同意，它可能只有 1/4，加起来是一半，那民进党也在写历史，所以你们也小心一点，党写的历史，你们反而都看看喔，这是有一部分是这麽回事，其他你要从民间裡面补充就是了。」 ◎南台湾泥土滋养　贯穿李安电影核心

龙应台：「基本上，台上这两个主讲人，对于国这种东西，还有党这种东西，有高度的怀疑吧，连著两个书面的是从场外，看不到我们的读者，应该说是影迷所传来的，这一个是台南一中毕业的，现在是台大的学生，他问的是说…。」
李安：「这才是台南一中的好榜样。」

龙应台：「他说今天两位都是十分有分量的文化人，而都曾经在台南的土地生活过，说我们两个都是很有分量的文化人，然后都在台南的土地成长过，所以他要问的是说，然后我们今天，成功大学的校长和教务长都在这裡，李安刚刚在说，我在读成功大学，我是台南女中毕业的，然后来上成功大学，所以我在成功大学读大一的时候，你应该是高二。」
李安：「对，我常常去去打球，成功校区打球，我们不是爬牆，就是在那边打了一个洞钻进去，成功校区打球。」

龙应台：「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见过的；他问的这个台南的孩子，问的是说，那麽你们就问李安好了，不要问我了，就说有没有你一部分的性格、学知、价值跟启发等等的造就，是跟台南的培育所提供的，台南的培育所出来的？你要不要说，这是父亲的压抑呢？」
李安：「其实我主要的成长是在台南，从10岁一直等于说到我出国，都是基本上的，除了那几年在艺专唸书，都是在台南的，我觉得台南是真的是一个文化的古城，我不敢说是代表全台湾，真的是，他人的那种古雅的气质，台南人真的是非常好的、非常善良，这真的是府城的一个传统。

然后我又在台南一中这种环境长大，住那个宿舍啦，学生都是围绕在那个裡面，所以它对我的薰陶跟滋养是是非常直接，而且不只是建设性，而且它塑造了我的个性，跟我对世界的眼光，这是在台南养成的，而且比较保守一点的个性，这是在台南养成的，还有我的纪律、道德标准、行为准则，基本上是台南给我的。」

龙应台：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应该是说，在我的写作裡头，不是说台南，而是说南台湾的成长经验，我在高雄县在乡下渔村，跟台南市，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应该是说我在南台湾成长的，农村跟渔村成长的经验，几乎是贯穿了我所有的作品裡头，最核心、最核心的关怀，都来自南台湾的泥土，渔村跟农村，所以它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
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其实觉得台南的资源很薄弱，而且是很落后、很保守、很偏僻、很封闭的地方，但是你走过大江大海之后，回头一看，反而是那个地方的泥土跟那个环境，真正地滋润了你，你回过头回去看。李安，今天是真的是，这麽多年以来，大家很心爱的李安，第一次跟大家做一个，这样的一个谈话，真的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我相信对你很特别。

而且我记得，在我大概是8、9个月之前，跟你打电话说，希望你来做这样的一个推广的时候，是希望说，不是永远是在为某一个新片，然后出来，就是一个宣传活动，而是真正的李安坐在这裡，跟大家、跟台湾的同胞们见面，后来李安从这一次，他说好，他可以来了，他有时间了，如果这个片子拍完之后。

我记得，印象很深刻的是，他在电话上跟我说，像这样的谈话，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，跟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谈话，他只能够在台湾做，在别的地方很难，会不一样，所以相当特别，我想要说在今天，我们分手之前，你有没有最后一句话，两句话，想要跟大家说的。」

李安：「我不晓得讲什麽，总觉得说，回到台湾，用这种口气讲话，就是有一种亲切感，其实你不要讲说跟观众见面，对我来讲，是很补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很感谢大家来听，给我的那种关怀，一直对我的情感投射也好，或者对我电影的兴趣，还有我电影的成长经验，都是非常感谢。

我常常跟世界各地的演员合作，他们离开国家，到好莱坞成功，成功国家的人，不管澳洲、英国或是哪裡，都对他们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忌妒感，就是他们常常会受到或是墨西哥啊，就是就给他们很严厉的一种这种讯息，他们如果觉得回国，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压力，好像不应该在好莱坞出名一样。

可是我总觉得台湾的人好像特别的善良、特别的亲切，我没有感到很重的这种东西，而且不光是说鼓励，我一部片子一部片子，这样回来，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很关心我，在外面学到了什麽东西，表现了什麽东西，假如我今天拍了一个美国片，他们会很有幸说，我一个台湾人学到这些东西，那拍了这样一个论点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这个对我是很大的一种亲切感，很大的鼓励。

我甚至觉得说，奇怪，怎麽这个片子，好像台湾人比美国人看得懂，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所以我跟大家交流，虽然我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，可是偶尔有一个这样的接触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是相当健康的。

我在这边谢谢大家，谢谢你邀请，我希望没有讲的太严肃，还有我觉得对这一半的观众，好像有点对不起，今天晚上，你们椅子搬得这个样子。」

龙应台：「我想，场外还有4百多个朋友在外头，虽然你看不见我们，但是很明显地知道说，李安跟我其实都没有忘记你们在外面，今天呢，甚至是李安的第一次，我想要说，这个小孩，他从屏东潮州出生，到台东、到花莲、到台南、到台北，到最后走上好莱坞，然后回到这裡来，还是一个有思想的，而且最特殊的是今天，我想大家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还是一个最真诚的李安，我们谢谢他，谢谢大家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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汗~ 我记得以前有个简繁转换的功能键

现在没了